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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隐没的性别——俄罗斯女性的就业图景和未来

浏览次数:    时间:202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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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即使在正式允许妇女参与的工作领域,女性的身影和能力也往往被心照不宣地隐藏。图为当地时间2017年8月26日,俄罗斯南部城市克拉斯诺达尔,报考当地军事飞行学院的女学生。 视觉中国 资料图

船员、汽车修理工、拖拉机司机、长途汽车司机……这些职业在传统性别想象中往往带有浓重的“男性气质”。在俄罗斯,它们更进一步成为彻底的“男性职业”。在2000年俄罗斯政府批准的一项禁止女性从事的工作清单上,包含了456项被认为劳动条件繁重或有害的工作,上述几项也都被包括在其中。

今年,俄罗斯劳动部对此清单进行了大规模修订,最终确定了《关于批准限制女性就业的有害和危险劳动条件下的生产、工作和职位清单》法令草案。自2021年1月1日起,俄罗斯女性将重新从事船员、电汽列车司机、汽车修理工、农业拖拉机司机等百余种职业,但包括汞、磷、氯、碘、******等材料的化学生产、露天采矿、金属加工和有色金属冶炼领域的铸造和焊接、飞机机械师和飞机发动机维修工等被视为会严重危害女性生殖健康的100项工作,仍然禁止女性参与。

新修改的《关于批准限制女性就业的有害和危险劳动条件下的生产、工作和职位清单》法令草案首页

尽管清单已经进行了大幅度缩减,但在规模不容小觑的工作领域之中,女性还是成为被完全隐没的性别,消失在了雇佣选择的视野之中。这份禁止清单究竟基于何种考虑颁布,被严重******和束缚了职业选择的俄罗斯女性面临的就业图景究竟如何,她们对此又究竟抱持何种态度,都是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

生育和人口:推行禁止清单的政治考量

基于官方说法,发布禁止女性从事的工作清单背后,最直接和根本的考虑是保障俄罗斯本国女性的生殖健康状况,缓解严峻的人口形势。2006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年度国情咨文中将人口危机概述为现代俄罗斯“最尖锐的问题”。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数据,1992年是俄罗斯人口趋势的转折点,自那以后,俄罗斯人口死亡率超过出生率,人口数量开始稳步下降,每年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的差距大约在200万人。

俄罗斯婴儿和产妇的死亡率居高,专家普遍认为是女性生殖健康受损所致,而导致女性生殖健康病理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则被归结为是劳动程度过强或对生殖健康有恶劣影响的工作条件。上世纪末发表的一篇题为《俄罗斯女性就业问题》的报告指出,超过825000名俄罗斯女性(占总体就业女性的12%)在不利的工作条件下被雇用,一年有3.4万女性受伤,其中257人死亡,这些死亡都发生在工作日。

这份报告发布的时间恰在2000年俄罗斯政府颁布禁止女性从事的工作清单之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最终决策。

苏联时期名为“只有男女平权的国家才能获得胜利”的宣传画。 图片来源:theoryandpractice.ru

进一步思考,不难发现俄罗斯官方的说法存在许多漏洞。

首先,所谓影响生殖健康的工作条件,这一判断标准本身缺乏科学依据,在具体应用中因其表义模糊,容易产生许多悖论。

比如,根据当前政府关于最大允许负荷的法令,女性在轮班期间连续负重不得超过7千克,在与其他类型的工作交替进行时,每2小时的人工负重不得超过10千克。但恰恰是一些传统的“女性”职业在实际开展中违反了该准则,一所州立幼儿园的初中老师在社交平台上透露:“我每周从早8点到晚18点工作五天,每天从地下室的厨房到二楼将食物运送五次。一组早餐约为11公斤食物和菜肴。午餐大约是17公斤的食物和菜肴。”

另一方面,国家的主要动机是保护妇女的生殖健康,那么男性生殖健康就不会因工作条件而受到损害了吗?喀山国立医科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的研究表明,有害的振动暴露、与化学物质和冷却剂的接触、工作中的心理情绪压力等,都对男性生殖健康有害。有俄罗斯媒体在社论中这样讽刺:“显而易见,工作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不安全的,但只有后者才能独立选择是否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大概一半的措施是由于国家和社会尚未准备承认妇女独立控制自己的身体的权利这一事实。”

苏联时期宣传画:“女性们,到蒸汽火车上去!”图片来源:theoryandpractice.ru

事实上,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因素远比影响女性生殖健康的劳动条件要复杂和多样。形同虚设的福利政策,学前教育机构等与育儿有关的社会支持机构严重匮乏,越发艰难与职业生涯无法并存的母职,很多问题都影响了社会整体的生育选择,使得人口情况和作为基础社会单位的家庭陷入危机。

以社会福利为例,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第38条的规定,母亲、儿童和家庭是受到国家保护的。俄罗斯政府也积极鼓励家庭生养更多的孩子,2008年设立了“父母荣耀勋章”,该勋章颁发给有七个或更多子女的养父母。2016年,该荣誉被授予36个多子家庭(其中包括3个单亲父母家庭)。此外,俄罗斯政府也提供了旨在改善有子女家庭生活条件的诸多措施,例如对家庭的财政支持,对出生率进行财政刺激,特别是承担家中第二个和第三个出生的孩子的部分抚养金。

但在实际操作中,儿童津贴的金额很小,甚至不能满足家庭的最低需要,并且这笔补贴长时间处于拖欠状态中,债务总额一度达到300亿卢布,有75个地区在超过一年半的时间里未支付任何津贴,所谓的福利变成了一张空头支票。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发展不够完善导致的医疗服务收费高昂,也使得许多怀孕妇女无法行驶宪法规定的健康权,承担过大的生育风险,也进一步削弱了女性的生育意愿。

由此可见, 与迫在眉睫的俄罗斯生育率和人口问题更有关的是涉及福利、基础设施、医疗条件、性别分工等事宜的整体社会环境问题,这些问题有待通过改善总体局面来改进。 单刀直入,指望一劳永逸地掐断所谓影响生殖健康的源头,是难以实现的。此外,在政府美其名曰“保护女性生殖健康”的保护式论调之中,暗含了理所当然地强调女性生殖义务的性别工具化思想和社会整体论的功利主义。俄罗斯社会关于女人的分工和行为模式的整体期待简单而强势,赫然在目的只是“生育”二字。

俄罗斯女性就业图景:现状、问题及原因

那么,俄罗斯女性的整体就业分布又是如何呢?

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2016年的数据,俄罗斯联邦有7860万女性(占1.465亿总人口的54%)。约有3520万女性就业(占7230万总就业人口的48.7%),其中13.8%从事运输和通讯领域的工作,13.2%在贸易、消费者服务和餐饮领域。俄罗斯大学的教职员工中有一半以上是女性,科学院中有46名女院士和92名研究员;在医学领域,女性占80%以上,大多担任护士工作。与此同时,博物馆、图书馆、文创艺术产业中的女性工作人员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是绝对的主导力量。

与之相对,在其他领域,女性的身影大幅度减少,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偏重。以政府管理部门为例,据俄罗斯联邦政府统计,在俄罗斯的政府公务员中,2010 年的女性职员占总人数的 64%左右。但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公务员较少,公务员中的女性职员多从事于基层的计算机操作以及其他基层社会服务工作等。

2016年的统计数据则显示,政治领域的女性比例仍然较少,领导级别的更是屈指可数。在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联邦议会上院)中有30名女性(占到上院170名议员总数的17.6%),其中三名担任上院领导。在俄罗斯联邦的85个组成实体中,有四个地区(占总数的4.7%)由妇女领导。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层面,有五名女性担任高级管理职位,职位分别为副总理、卫生部和教育部负责人等。由此可见,俄罗斯女性在中央决策一级的代表比例非常低。

尽管女性在俄罗斯国有企业雇员最高层的比例只有5.7%,但在高级雇员类别中,女性几乎占一半(49.9%),在初级雇员类别中则超过80%。

俄罗斯女性在整体就业图景中圈占的领域不仅面积较小、集中度较高,而且总体质量和经济赋权能力也较差。据 2016 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市的调查统计,俄罗斯的人均工资为 51.26 万卢布,女性工资平均要比男性低 4.46 万卢布左右。这其实是妇女劳动力受到流动限制引发的多米诺效应。

女性劳动力流动受限的原因多种多样。在雇主方面而言,由于俄罗斯联邦《劳动法》规定的现行女性退休年龄(55岁)比男性(60岁)早五年(2019年起男女退休年龄分别将提高到65岁和63岁,但仍在阶段实施的过程中),加之女性生育期间福利待遇较低,影响企业收益,因此雇佣女性职员的成本较高,对男性职员的需求明显更大。另一方面,社会性别分工不均导致女性不得不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也使得女性开始进行内部分流,相当一部分被彻底框定在了家庭范围内,所付出的无偿劳动背后的社会经济意义往往被忽视。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宣传画:“在旧时代从未曾出现这样的女性。” 图片来源:theoryandpractice.ru

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中,女性在“无偿劳动”中所占的比例都比男性高得多。平均而言,性别差距为每天2.5小时,而在俄罗斯,该指标为3.5小时。因此,与男性相比,女性能分配给职场的时间总量有限,总体竞争力自然低下。

在2018年发表的一项有关妇女就业的社会调查中,对“如果您已婚并且有孩子,您的配偶会帮助照顾他们吗?”这一问题,受访女性的答案如下:20%的人选择了“绝对不”,59%的人回答“部分帮助”,18%的妇女表示和配偶提供了同等的托儿服务,剩余3%的人将照顾孩子的责任完全转移给了配偶。可以发现,在社会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下,大多数配偶(79%)拒绝承担至少一半的父母责任,从而限制了女性在职业领域的发展机会。

俄罗斯女性对当前就业环境的体认和需求

那么,俄罗斯女性内部对自身就业现状拥有何种体认,是具有一定的改变现状的意愿,还是总体处于适应的状态?

从社会民情的角度来考察可以发现,纯粹出于抽象平权观念的反抗意愿并不占多数, 与其说改变意愿来自外部世界对两性平权的普世价值观影响,俄罗斯现阶段的呼声更多地源于对政府家长式一刀切政策的不满,以及在岌岌可危的资源中保护自身利益的具体需求。

首先必须认识到,并不是所有女性都对现状感到不满,不同领域和社会层级的女性对现状的感知大相径庭。根据她们适应自由劳动力市场的社会能力,大致可以分为四组进行讨论。

首先是以企业家为主体的社会地位较高、职业流动性较大的群体。她们占到了总人数的21%,拥有的社会资源较为丰富,对现状的态度是较为从容温和的。

第二组对现状持事不关己、无动于衷的态度,同样占到总受访人数的五分之一左右。从社会地位来看,家庭主妇和农民妇女在这一群体中占主导地位。这一群体的年龄构成呈两极分化,即分为年轻女性和退休人员。对她们而言,就业问题要么因为年龄太小而尚未被纳入考虑范围之中,要么就是因为社会身份的选择(家庭主妇)、社会环境的局限(农村妇女)、到达退休年龄,而认为女性就业问题与自己不再相关。

第三组是我们关注的主要人群。她们由正在工作的雇员、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等组成,年龄在31岁到55岁之间,人数占总体的49.9%。这个群体的挫败感和焦虑感最为严重,从情感量表来看,她们普遍对现状感到“无奈”和“焦虑”。从社会地位来看,这些人的工资普遍较低或生活在维持生计的水平。

第四组实际上是失业的女性群体,占总体8.1%。

大部分女性的焦虑并非来自对平权世界是否能最终到来的艰难求索,而是由于更直接的经济原因。如何在现有的性别畸形的职业环境中谋求一席之地,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以及与经济能力共同上升的生活自主权,才是俄罗斯女性更为关注的问题。一项2018年发表的研究显示,面对“工作对您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63%的受访女性表示,工作是一种收入来源;选择“工作是沟通和积极生活所必需的”和“工作是一种实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方式”的人数较少,分别只有16%;回答“工作提供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自尊”的人数则最少,仅占了5%。这种分布情况表明,与工作所提供的其他机会相比,当今妇女最需要收入。

因此,跳脱“政治正确”的性别平权语境,从切实的女性经济利益角度出发,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禁止女性从事的456项工作的清单以及瘦身后的100项工作清单,我们的问题就变成了“女性为什么要当拖拉机司机和打字员?”。换言之,禁止女性从事这些工作,是否真的严重限制了女性获取经济资源的能力?

答案是显然的。两份清单中禁止女性从事的一些工作因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或技术门槛,往往都承诺提供高薪,支付额外的费用。这样,禁止女性从事这些工作,无疑令一些拥有相关技能的女性失去了养家糊口和独立生活的很大一部分能力。致力于捍卫弱势人群利益的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ADC Memorial)负责人奥尔加•阿布兰缅科(Olga Abramenko)向媒体指出,这一问题在单一行业的城镇和采矿地区尤为明显,在这些地区,大多数可用的高薪职业都禁止女性参与,男性可以获得一份高薪工作,而女性只能当清洁工或售货员。

未来:打破隐形天花板,改善反歧视政策环境

实际上,禁止女性从事的工作清单今天被大大缩减,并非由于政府的性别观念发生了较大转变,而是因科研机构对“影响女性生殖健康”的工作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了新的区分。

另一方面,即便清单长度已经缩短,但是刚刚被剔出禁止清单的一些工作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会以隐晦的方式限制女性进入。针对这种状况,社会上的反歧视宣传有待加强,有必要让女性原则上了解自己可以成为打字员,也可以成为飞行员。

另外,清单之外的隐形歧视、职场晋升方面的玻璃天花板和性别分工中的不平等也需要个体采取积极行动去回应和改变。 即使在正式允许妇女参与的工作领域,女性的身影和能力也往往被心照不宣地隐藏。

比如,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和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几乎没有女性进入国际新闻学院任职。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系电视广播电台负责人安德烈·拉斯金(Andrei Raskin)在接受塔斯社(TASS)采访时说:“那些精通外国语言、了解当地地理的女孩才华横溢的女孩是例外,极其少见。”但根据莫斯科国立大学同一新闻系2016年的一项研究,俄罗斯绝大多数新闻工作者(81%)是女性。

在这里,女性作为被隐没的性别一方,仿佛处于被单面玻璃所围困的境地,看似透明,但在固定领域却被理所当然地“隐身”。而浇筑这些坚不可摧的隐形墙体的,除了社会对女性的文化预期和行为模式期待,还有既得利益群体对自身地位强烈的巩固意志。

与此同时, 尽管俄罗斯的一系列法律规制禁止实施对女性的就业歧视——比如,1996 年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劳动法》(修订版)第 16条规定:“在招聘时禁止根据性别、种族、民族、语言、社会地位、财产状况、居住地、与宗教的关系、信仰、属于什么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的与职工的实际素质无关的条件对权利实行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限制,或者规定直接的或间接的优惠。”2013 年俄罗斯联邦政府出台的关于修改《关于人口就业的联邦立法》的法令,也规定:“就业歧视是指侵犯自由平等的就业权利,包括性别、种族歧视等。”——但 具体的歧视内容、行为、标准等都没有明确规定,使得女性受职业歧视的概念变得模糊而抽象,无法在具体的法律裁定中成为有效的依据。

因此,完善俄罗斯法律体系,在法律规制中明确女性就业歧视的概念,明确女性就业歧视的责任规制,改善反职业性别歧视的政策环境,也是改进为女性赋权状况的重要保障。

2017年6月,俄罗斯新闻网站“美杜莎”(meduza.io)曾对几名通过各种途径成为船员或汽车驾驶员的俄罗斯女性进行访谈,了解她们的故事及背后的种种不易。这些女性无时无刻不处于男性凝视之中,在完成职业任务的同时,还面临身份和自我塑造的艰难旅程。其中一名担任大货车司机的女性说了这么一句话:“Для таланта пол не важен.”意思是“对能力而言,性别并不重要”。

希望这句简单又真诚的话在将来,能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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